章瑩穎案中的美國法律問題 深度分析嫌犯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
2019-06-17 10:02:02  來源:網絡1603

章瑩穎案最近開庭。作為一個和章同齡,并且也在美國留學的女生,這個案子對我來說過于殘酷。章跟我自己和身邊的好朋友們實在太像,仿佛昨天還在亞米上網購零食,或者分享著Abercrombie/維秘的打折信息,而突然之間,那些仿佛離我們生活很遙遠的,只在恐怖電影里或者case book上見過的可怕的事就真實地發生在了她身上。 而作為一位美國法學院準三年級學生,我也想用學過的法律知識分析一下章瑩穎案中的一些法律問題。 問題1: 殺害章瑩穎的嫌犯克里斯滕森是在伊利諾伊州犯的案,為什么卻在聯邦法院開庭? 答:因為他觸犯的是聯邦法律。根據我在WestLaw上搜到的關于克里斯滕森一案的判決書來看,檢察官起訴克里斯滕森時依照的是聯邦法律18 U.S.C. § 1201(a)(1): (a) Whoever unlawfully seizes, confines, inveigles, decoys, kidnaps, abducts, or carries away and holds for ransom or reward or otherwise any pers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minor by the parent thereof, when-- (1) the person is willfully transported in interstate or foreign commer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person was alive when transported across a State boundary, or the offender travels in interstate or foreign commerce or uses the mail or any means, facility,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or foreign commerce in committing or in furtherance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se; 不逐字翻譯了,這條法律大意說的是,構成聯邦綁架罪的行為包括“跨州運送受害人(或者受害人遺體),或者被告去過別州,亦或者被告在犯罪過程中使用過州際貿易的方式或工具(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而此案中,克里斯滕森在綁架章瑩穎時用到了汽車,這屬于州與州之間貿易往來時使用的“工具”,因此,聯邦綁架罪適用于此案。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邏輯關系是因為觸犯了聯邦法律,所以案件可以在聯邦法院審理,而不是倒過來。換句話說,就是聯邦法院在審理案件的時候并不一定適用聯邦法,但牽涉到聯邦法的案件,可以在聯邦法院審理。 章瑩穎案中的美國法律問題 深度分析嫌犯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 問題2: 那么聯邦法律和州法律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什么時候該用聯邦法律,什么時候該用州法律呢? 答:這,就牽涉到聯邦制的問題了。 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別人家的國父麥迪遜在《聯邦制》中寫過,人類的派系紛爭由資源的分配不平衡而起,并且永遠不可能達到和解(因為資源永遠無法分配平衡)。而消除派系紛爭的方法只有兩個,一個是絕對扼殺差異性,只許所有人發出同一個聲音,但這會導致極權和暴政;而另一個,就是由每一個派系選出代表,組成領袖集團,領導所有人的同時,又給予每個派系一定的自由,達到“共和”。(題外話,當時憲法課shangwo們讀到《聯邦制》里: “the republic is a scheme in which representation takes place.”的時候我跟同班的中國同學說:“啊那不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嗎?”結果收獲了一個生動的-_-|||)顯然,美國選擇了后者。 美國憲法里對聯邦制的闡述是這樣的:聯邦政府(一般指立法機構,即國會)只有一些特定的權限(enumerated powers),例如掌管州與州之間的貿易往來(不要小看這個power哦,后面會解釋,這是個非常強大的power),而憲法第十修正法案同時規定了,其他所有不屬于聯邦政府的權利,都歸于州政府所有。也就是說,聯邦法律和州法律“管的事兒”不同。與此同時,憲法里的Supremacy Clause(優先條款)也規定了,如果這是聯邦法律“該管的事兒”,那么只能聽聯邦法律的,州法律說了都不算數。我們業內人士管這叫preemption。 而章瑩穎案里適用的法律18 U.S.C. § 1201(a)(1)里限定了“聯邦綁架罪”里包含了被告使用“州與州之間貿易時使用的方式或工具”,而州與州之間的貿易往來是聯邦法律“該管的事兒”,因此,這是一條合憲,有效的聯邦法律。 問題3:在西方國家大多數都廢除了死刑的情況下,美國大部分州還保有死刑,這是合理并且合憲的嗎? 答:死刑的保留與廢除一直是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爭論的議題之一。以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為代表的自由派主張包含刑事被告人的權利,他們提倡廢除(或者至少慎用)死刑。因為《獨立宣言》里曾說“生命,自由和對于幸福的追求造物主賦予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而對于死刑的警惕和慎用,是對于公權力的警惕,也是對于政府的“束獸之鏈”。而保守派認為,保留死刑是必要的。懲罰的目的其一在于“殺雞儆猴”,起到震懾作用,減少將來的此類犯罪;其二在于“以牙還牙”,因為犯罪者本身就是有罪的。這兩派各執一詞,爭執不下。 在憲法里,與死刑有關的修正法案主要有兩條:第八修正法案,限制了“殘酷”以及“不尋常”的懲罰方式(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以及第十四修正法案,規定了政府在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經過正當程序(“…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one of his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我真的是默寫下來的哈哈哈)。 先來看第八修正法案,什么情況下的死刑算“殘酷”而“不尋常”的懲罰呢?以往的案例告訴我們,一般來說,有以下幾種情況,那么死刑對于被告來說是“殘酷”而且“不尋常”的: 在Kennedy v. Louisiana中,被告嫌犯多次強奸了他八歲的繼女(但受害人活著沒死),檢察官以死刑起訴被告,然而法院判決,因為在全世界范圍內,僅僅只是強奸,而非謀殺的情況下,被告被判死刑都是不常見的,所以死刑對于這個案子的被告來說是“不尋常”的;而因為受害人沒死,“賜死”被告與他所犯的罪“不成比例”,因此在此案中判死刑也是過于“殘酷”的,因此,一般來說,被告人被判死刑的案子里,受害人一般都要死了,畢竟,“一命換一命”。 此外,能被判死刑的罪名,犯罪者的“犯罪意圖”必須足夠嚴重。這里補充一個背景知識,與我國刑法“四要件”的研究方法不同(或許也類似?我沒有系統學過國內法律所以難免有紕漏之處),美國刑法里面,把每一個罪名分為“犯罪行為”(actus reus)以及“犯罪意圖”(mens rea)。而“犯罪意圖”包含了幾種不同的程度,從嚴重程度看,排序依次為,目的,知道,放縱和過失。“目的”指的是犯罪者做出犯罪行為的目的就是為了犯罪,比如他計劃好要去殺人;“知道”類似我國刑法里的“間接故意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他人死亡,但仍然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我們刑法課上老師給的例子是比如一個人為了刺殺總統去炸飛機,同機還有其他人,犯罪分子的目標就是總統,那么他對總統的犯罪意圖是“目的”,而對同機其他人的犯罪意圖為“知道”。接下來是“放縱”,“放縱”與“知道”的區別在于,“知道”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他人死亡”,而“放縱”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有很大可能會導致他人死亡,但仍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最后是“過失”,對于過失的定義是這樣的:a gross deviation from the standard of care of an ordinary person.翻譯成人話就是:一般人干不出這事兒! 而對于能夠被判死刑的罪名,“犯罪意圖”要求是“放縱殺人”(reckless murder)以上。也就是說,如果被告的犯罪意圖僅僅是“過失”,那么他不能被判死刑。 最后,根據以往判例,青少年不能被判死刑,因為首先,在全世界范圍內,能夠判決青少年死刑的管轄地(jurisdiction)都是很少的,因此,判決青少年死刑是“不尋常”的;并且青少年因為大腦發育不成熟,做事沖動,判決他們死刑也是“過于殘酷”的。同理,如果被告在被處決時候的精神狀態是法律意義上的精神病人,那么他也是不能被判決死刑的。 接下來再來看第十四修正法案。第十四修正法案“正當程序”條款,結合第六修正法案里“刑事被告有憲法權利要求陪審團庭審”(right to a jury trial)(補充一個背景知識:在美國,法官主要負責決定法律問題,而陪審團決定事實問題。比如,在現有證據下,人是不是被告殺的,這是個事實問題,由陪審團(根據法官給出的說明)來決定;在已經決定了被告確實殺了被害人的情況下,被告應該判幾年,這是個法律問題,是由法官來決定。由于陪審團庭審費時費力,現實中95%的情況下,被告都會通過簽署訟辯交易認罪來躍過陪審團,直接進入法官判決(sentencing)階段。但要是被告拒不認罪,堅持要求庭審,那么法院一定要讓他的案件經過陪審團的決定。這與民事官司不同,在民事案件里,有“即決審判”(summary judgment)之說,即法院要是覺得事實部分沒什么爭議了,法院是有權判決不需要經過陪審團直接來判決的。),保證了判決一個人死刑的時候必須經過陪審團。在陪審團決定是否判決一個人死刑時,會考慮各種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加強因素”(aggravating factors)以及“減輕因素”(mitigating factors)。加強因素包括是否是hate crime啦,被告是否殺了不只一人啦,是否在被害人死前折磨凌辱被害人啦,受害人是否是未成年人啦等等;而減輕因素包括被告的精神狀態啦,受害人家屬的諒解啦等等。 當然死刑的這一程序也飽受爭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于陪審團由普通公民組成,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偏見。記得讀過一個很著名的案子,被告的辯護律師出具數據,證明當受害人是白人的時候,相比受害人是黑人而言,被告更容易被判死刑。這是由于陪審團的偏見造成的,而這種偏見違反了第十四修正法案的“平等保護”條款。雖然這一證據后來被判無效,但在實際操作中,這確實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回到章瑩穎案上來,這個案件中我一直看不懂的,就是克里斯滕森律師的訴訟策略。一開始拒不簽署訟辯交易,而后突然放棄了精神鑒定,然后又在opening statement里承認了克里斯滕森殘忍殺害章瑩穎的細節,這真是讓人匪夷所思的一種操作。媒體說這是為了避免死刑,可是那么為什么不在一開始就簽署訟辯交易,承認自己殺了人呢?(補充一下背景知識,訟辯交易有三種,一種“認罪”(plead guilty),一種不認罪,以及不認罪但不抗辯(nolo contendere),克里斯滕森就算不認罪,但完全可以簽署不抗辯的訟辯交易啊。)以及之后又在opening statement里詳細描述了自己殘忍殺害受害人的細節,這在之后的死刑判決時很有可能會被作為加強因素考慮進去的。總而言之,還是讓我們靜觀其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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