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仁靜:愛國書呆子的覺醒
2019-06-17 10:12:26  來源:NET1640

1987年8月5日5時20分左右,北京一個普通的盛夏清晨,微風習習,樹枝輕搖。一位個子不高、白發稀疏的老人,手里拿著一柄長劍,從新街口外大街的一幢樓里走了出來。他要去馬路對面的北京師范大學晨練。橫穿馬路時,一輛22路公共汽車飛快駛來,老人還沒來得及反應,就被車撞倒了,送到醫院后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

劉仁靜:愛國書呆子的覺醒

老人的身份很快得到了確認,司機做夢也沒想到,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

劉仁靜生于1902,祖上是開雜貨店的,父親考中秀才后在家里開私塾謀生,母親是位溫順的家庭主婦。劉仁靜在家里是長子,父親就把自己沒有完成的科舉志愿寄托給了兒子。劉仁靜3歲開始識字,10歲那年就充當了“槍手”替別人考試。

小學畢業后,劉仁靜考入了英國教會辦的一所遠近聞名的語言學校,因為家庭無力支付昂貴的學費,兩年后轉入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就讀三年級,武昌中華大學在當時是比較開放的學校,學生在完成規定的課程之外,允許學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間和接觸社會的機會。該校涌現了一批后來十分有名的政治家,如:惲代英、林育南。劉仁靜利用自由時間,閱讀了一些當時比較進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學生雜志》、《科學》等。劉仁靜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新思想的影響,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忠實的讀者。

16歲那年,劉仁靜考入北大物理系。本想當個中學物理老師,但因受新思潮影響,轉入了哲學系,因為博覽馬列群書,深得陳獨秀、李大釗器重。但是貧寒的家庭無力支付高額的學費,為了能繼續學業,當時北大的教授胡適、李大釗都給他寫過拖欠學費的保單。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內還保存著李大釗親筆寫的一張字條:“劉仁靜同學學費先由我墊。李大釗。”

就在劉仁靜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五四”運動爆發。在北大的一次學生集會中,學生領袖羅家綸正在發表后來被稱為“五四宣言”的演講,劉仁靜懷揣著一把尖刀悄悄地擠進會場。只見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被身邊同學急忙奪下,“當時父親試圖效仿譚嗣同以熱血喚起民眾覺醒。”兒子劉威立這樣解釋父親的舉動。

劉仁靜旋即成為學校的風云人物。他不知疲倦地到處奔走,發表演講,涌進了“五四”運動的最顯眼的舞臺。當他們來到趙家樓胡同時,曹汝霖家大門緊閉,憤怒的學生砸碎曹家的玻璃,劉仁靜則借助同學的肩背爬進曹宅。門打開后,學生沖進曹宅,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在此后的歷次行動中,劉仁靜都沖在前面。

劉仁靜:愛國書呆子的覺醒

1919年6月3日,劉仁靜在街頭演講時,被警方逮捕。17歲的他面對鐵窗生活毫不畏懼,李大釗夸他:“小小年紀肯奮斗。”對于這段歷史,兒子劉威立曾評價說:由于一時找不到其他斗爭方式,而依舊選擇坐牢抗議來表示“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熱誠。

“北大一杰”舌戰理論家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劉仁靜出席了“一大”會議。之所以推送劉仁靜參加,是因為當時他已經在革命陣營中小有名氣。據有關資料介紹:“一大”前,張國燾、鄧中夏、劉仁靜就被稱為“北大三杰”,是黨最早的杰出人物。

在“一大”會場,只有19歲的劉仁靜初生牛犢不怕虎,與李漢俊發生了爭辯。李漢俊比劉仁靜大12歲,是當時全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會場上二人唇槍舌劍,互不相讓,而且整段整段地引用馬克思主義原著,讓與會人員瞠目結舌。或許這樣的情節仍顯乏味,但劉仁靜隨后的舉動卻讓人忍俊不禁又頗多回味。

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后,代表們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中央機構領導人,劉仁靜投了李漢俊一票,李漢俊也僅僅取得這一票。當唱票的董必武驚詫地問:“誰投了李漢俊一票?”劉仁靜爽快地答:“是我!”事后有人評價劉仁靜:“個性執拗,對信服的理論知識或文化藝術,始終不渝;秉性耿直,從來不耍手腕,而這種性格也惹來不少是非”。

1922年11月,劉仁靜隨陳獨秀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會議。會議安排了大會發言,規定發言必須用俄、德、英、法4種語言。由于陳獨秀不能運用這幾個文種發言,由劉仁靜代為發言。一位剛剛20歲的中國青年,面對從馬克思到列寧一脈相承的各國共產精英侃侃講演,劉仁靜風光到了極至。會上,托洛茨基單獨接見了他。這使他受寵若驚,也為他日后對托氏理論產生信仰埋下了伏筆。

劉仁靜廣泛接觸各界青年,先后在《中國青年》、《向導》上發表近百篇激勵青年積極向上的文章,一時間名聲大振。可是沒過幾天,他便與團中央不少同志產生意見分歧,劉仁靜以參加北京大學畢業考試為由,負氣離開團中央。返回北京后,他四處活動,想在北京尋找自己革命的位置,結果耽誤了畢業考試,又沒能趕上補考,他一生都沒有拿到北大畢業證書。

劉仁靜:愛國書呆子的覺醒

書生意氣:愛吾師,更愛“真理”

1926年9月,劉仁靜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蘇聯莫斯科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這時列寧已經去世,蘇聯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斗爭,1927年11月4日,蘇共中央開除了托洛茨基的黨籍,又將其驅逐出境。劉仁靜得知這一消息后感到震驚和遺憾,對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劉仁靜在列寧學院學習結束沒有直接回國,也沒有向黨中央作出任何請求,自作主張尋訪托洛茨基。他繞道歐洲,在土耳其的一個小島上會到了托洛茨基。

劉仁靜在那個小島上度過了大約一個月。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們會談時間,下午大多兩人一起到島上散步或劃船。從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實的門徒。

1929年8月16日,劉仁靜回到了上海。黨中央隨即在《紅旗日報》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限他三天內在報紙上公開交代訪問托洛茨基一事。劉仁靜不回應,于是被開除黨籍。而習慣了堅持自我的劉仁靜鋒芒不收、傲氣不改,依舊我行我素。他積極組織“托派”活動,自稱“托洛茨基代表”、“正統托派”、“托洛茨基的欽差大臣”,也引起了“托派”組織成員的反感。他還與陳獨秀抗衡,曾在爭論中對陳獨秀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1935年被中國“托派”開除。

“回頭浪子”的認錯與期待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近一年的反復思想斗爭,劉仁靜最后決定赴京向黨認錯。

劉仁靜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聯系都碰了壁。他用了劉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師范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師。文革期間,他在團河農場被關押了5年多,直到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來,這時他已77歲。

劉仁靜:愛國書呆子的覺醒

198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七一”前夕,新華社采訪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特發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說:“……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才如夢初醒,拋棄反動立場,站到人民方面來。從1951年到現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了十幾部重要的文獻資料和著作。”1985年劉仁靜被聘為國務院參事。

專訪見報之后,許多黨史和史學研究者慕名而來,訪問的人絡繹不絕。

1987年劉仁靜被撞身亡后,《人民日報》發表消息:“國務院參事劉亦宇(原名劉仁靜)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在停止思想的那一刻,走進了“同志”的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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