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的生平如何?坎坷一生,蹉跎半世
2019-06-17 09:12:14  來源:NET1640

劉仁靜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年青的一位代表,參會時年方19歲,同時也是“一大”代表中活得最久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他的一生經歷豐富,但多劫難。他曾是北大學生,熱血青年,向往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與許多同輩黨人一道,遠赴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由于個人觀點傾向與斯大林相左的托洛斯基,并與之有師生之誼,回國后因言獲罪,被開除中共黨籍;抗戰勝利后,他賦閑在家,不問政事,靠編書賣文為生;1949年后與留在北京城里的王明一道,成為邊緣人,倍受各種運動的羞辱。1987年8月5日,在北京新街口大街上過路時被一輛公交車不幸撞翻,喋血倒地,結束了他85年的坎坷人生。

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的生平如何?坎坷一生,蹉跎半世

劉仁靜的文革歲月

1966年“文革”運動在全國風起云涌,每個中國人都身不由己地置身其中。劉仁靜由于歷史原因,歷次運動屢受批判,此次當然也在劫難逃,受到批斗、抄家、勒令打掃胡同,清潔廁所等“待遇”自不在話下。最后更因他在胡同口墻上揭下一張炮轟劉少奇的文革傳單,因為眼睛視力差,想帶回家細看,而被紅衛兵發現后毆打,批斗收審,并于6月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罪名是“有顛覆政府的活動”,隨即被關入秦城監獄,后移送到勞改農場,1978年歲末方得以平反,無罪釋放。其實當年他只不過是一位勤于思考,秉承儒家傳統,清清白白的讀書人,何罪之有?

那年月,劉仁靜曾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但是好景不長。次子在南京的一家工廠任職,一直極力在政治上和父親劃清界線。然而“文革”中還是被對立一派以“黑五類”家庭出身為由揪了出來,慘遭毆打,還一度關在水牢里。這時劉仁靜夫人陸慎之的處境亦十分困難。老伴被捕,次子杳無音信,女兒劉文瀾遠在上海。陸慎之沒有生活來源,孤零零一個人,還要每天面對鄰居的異樣目光。她向戶籍警要求到上海與女兒團聚,回答是“組織上不同意”。于是長子只好從每月微薄的工資中擠出20元接濟母親,逢年過節另加5元。如此苦苦挨了幾年。1971年“有關方面”終于同意讓劉仁靜夫人到上海,于是她就把抄家剩余的衣物一股腦兒都帶上,舉家從京城南下,到上海與子女團聚。

孰料世事多變,1972年4月劉仁靜在上海的子女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要求母親回北京照顧他的生活。這一來母親想不通了,她說:“沒聽說有老頭子坐牢,還叫老太婆作陪的,我不去。”此后劉仁靜的子女又收到了第二封,第三封,內容和第一封都差不多。再后來,上海的戶籍警都上門來催了,劉仁靜夫人陸慎之氣得生病。最后無奈中只好由長子陪母親一起返回北京。

那一年,劉仁靜的家眷被送到地處北京城外延慶的一處勞改農場,在那里他們見到丈夫和父親。據長子回憶,那是一座所謂的“獨院”,地處勞改農場的一個角落,內有兩間平房,另加一間小廚房,一間廁所。看守人員住在對面,約有兩三間房屋,他們另有出入通道。而劉仁靜沒有“陪伴”是不能出院門的。當然外面還有勞改農場高高的圍墻、哨兵和電網。對于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介書生,猶如一道天壤之別的屏障,無法洞悉外面世界的動蕩與喧囂。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終于迎來了1978年,時代變遷開始了。當年夏末,公安部的干部在北京的江蘇飯店宴請劉仁靜夫婦,席間正式宣布,劉仁靜從此自由了,回原人民出版社工作,任特約翻譯。至此長達12年的“監護”生活終于結束。又過了8年,1986年,中央統戰部找劉仁靜夫婦談話,通知他將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10月任命正式下達。對于時年84歲的劉仁靜來說,這似乎是一個遲來的好消息,但畢竟是落實政策的體現,也是一種安慰。只可惜好景不長,1987年8月5日清晨,劉仁靜因車禍不幸逝世,中共一大代表,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就這樣默默走完了自己的路。

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的生平如何?坎坷一生,蹉跎半世

劉仁靜的早年歲月

劉仁靜于1902年3月出生在湖北應城。他小時候在應城小學讀書,1914年春,考入武昌博文書院,兩年后升入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就讀。武昌中華大學在當時是比較開放的學校,學生在完成規定的課程之外,允許學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間和接觸社會的機會。因此,劉仁靜利用自由時間,閱讀了一些當時比較進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學生雜志》、《科學》等。劉仁靜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新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從陳獨秀的大聲疾呼中,劉仁靜明白了許多聞所未聞的道理,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衷心的讀者。

他于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春,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和鄧中夏創辦并主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同年9月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繼又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在上海任團中央書記,主編《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他曾于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出獄。1948年發表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1924年3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召開了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部分與會者在上海的合影,后排左一為劉仁靜

在中共歷史上,劉仁靜曾是“一大”代表中最年輕的一個,當時年僅19歲。這位來自湖北應城的熱血男兒,懷著滿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滾滾的革命洪流,人生航船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艱辛而又曲折。他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

早在1917年,劉仁靜就曾與中共領導人惲代英有過密切的交往。惲代英成立了“互助社”。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引起了思想活躍的學生青睞。劉仁靜也參加了這組織,并和惲代英一起組織活動。當時,惲代英比劉仁靜大6歲,在各方面劉仁靜都得到惲代英的幫助和照顧。在惲代英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十點至十一點為養初(劉仁靜的號)改文。告養初力戒輕躁之習,求莊重和藹,與朋友交而敬之。”從日記中可以看出惲代英對劉仁靜關切之心。

隨著時代的發展,給“互助社”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活力,承擔起宣傳新文化的任務,組織了一些愛國活動,如上街調查國貨,宣傳人們不忘國恥。劉仁靜在“互助社”的實踐活動,為其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1918年7月,劉仁靜中學畢業。他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別“互助社”,考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系。

參加中共“一大”會議

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的生平如何?坎坷一生,蹉跎半世

在北京大學的日子,是劉仁靜人生道路上最輝煌一刻。就在劉仁靜進入北大的第二年,即1919年5月4日,中國爆發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五四運動”。北京大學組織了講演團,劉仁靜與同學們一道,每天上街向群眾宣傳,號召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斗爭。在這場運動中,劉仁靜被警方逮捕,判刑一個月。刑滿釋放后,回校繼續讀書,并轉入哲學系學習。

那時候,北京大學上課方式非常靈活。學生可以去聽課。也可以不去聽課,自己學習。所以,劉仁靜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圖書館。他在那里結識了學生會主席張國燾,每逢陳獨秀授課之時,他每次都要去聽課。他閱讀了一些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如《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由于受馬克思主義和“五四運動”影響,劉仁靜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地升華,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0年春,劉仁靜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經鄧中夏、羅章龍的介紹,劉仁靜又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即中國共產黨的前身。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開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劉仁靜被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推選為“一大”代表,和張國燾一起,出席了“一大”會議。

中共“一大”閉幕以后,劉仁靜激情高漲,一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忠實追隨者。回到北京,與鄧中夏等在北京大學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潛心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與此同時,還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刊物《先驅》,1922年1月15日,《先驅》創刊號出版問世。由于當時《先驅》刊物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北大傳達室就成了《先驅》對外聯系和發行的接待點。之后,《先驅》刊物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

1923年7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劉仁靜被推選為團中央總書記。為激勵青年的愛國熱情,劉仁靜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國青年》、《向導》、《民國日報》等刊物發表近百篇鼓勵青年積極向上,與世俱進的文章。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寫到:“我愿剖腹來喚起民眾的覺醒......”家國情懷,拳拳之心,可圈可點。后來,劉仁靜以參加北京大學畢業考試為由,離開了團中央,由任弼時接替團中央總書記職務。

劉仁靜的蘇聯歲月

1922年11月,共產國際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這次會議。陳獨秀從上海來到北京,向劉仁靜轉告團中央的決定,派劉仁靜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因此,他們一起從北京動身,途經奉天、哈爾濱、滿洲里來到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

在莫斯科召開的少共國際三次會議結束后,劉仁靜和陳獨秀一起又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四次會議。會議安排了大會發言,大會規定發言須用英語。由于陳獨秀不會英語,因此,由劉仁靜代為在大會上發了言。參加此次會議,劉仁靜大有收獲。不但親耳聆聽了列寧的報告,更值得劉仁靜激動不已的是,結識了當年的二位蘇聯革命領袖人物,列寧和托洛茨基。

1926年9月,劉仁靜再次受中共派遣,赴蘇聯莫斯科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同時在那里學習的還有蔡和森、彭澤湘、吳玉章、董必武、王若飛等早期中共領導人。就在劉仁靜學習期間,蘇聯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斗爭,以斯大林勝利為結局。1927年11月4日,蘇共中央開除了托洛茨基的黨籍,1929年又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斗爭異常殘酷。劉仁靜得知這一消息后感到震驚,甚至對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現代中國的前中共領袖高崗,劉少奇,林彪們的人生故事,有著異曲同工的歷史參照,長留青史。

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的生平如何?坎坷一生,蹉跎半世

1929年4月,劉仁靜在列寧學院學習結束,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護照。他沒有直接回國,自作主張尋訪托洛茨基的下落。于是,劉仁靜離開莫斯科,踏上了去歐洲的征途。當年托洛茨基浪跡歐洲,飄泊無定。為尋找托洛茨基,劉仁靜從蘇聯啟程,經波蘭、捷克,1929年6月來到德國的柏林,在一個皮匠家中住下。尋訪工作毫無進展。一天,劉仁靜在街頭買了一份小報《民意報》,邊走邊看。突然,他驚喜地發現這竟是一張托派報紙。劉仁靜如獲至寶,經查明《民意報》的報址后,按照報紙上的地址,劉仁靜找到了辦報人烏爾班斯〔德國人),并向烏爾班斯說明來意。烏爾班斯熱情地接待了劉仁靜,并向劉告知了托洛茨基的下落。劉仁靜興奮不已,在烏爾班斯陪同下,參觀了一些德國革命紀念地。

大約半月余,劉仁靜告別了烏爾班斯,離開了德國,經羅馬尼亞,來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劉仁靜顧不上旅途疲勞,隨即趕到太子島,終于見到了托洛茨基。兩人見面后,激動的心情難以言狀。托洛斯基與劉仁靜用俄語進行了親切地交談。托洛茨基興奮地說:“你是我認識的唯一中國朋友,很高興有了來自中國的支持者。”

為了二人會面的方便,劉仁靜搬到托洛茨基附近的一個小旅館住下。每天早餐后,劉仁靜來到托洛茨基家,多半時間在托洛茨基家吃午飯。托洛茨基當時正在忙于寫自傳,給報紙寫文章,賺點稿費,除了用來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之外,還得留下一部分作為活動經費,生活過得很艱苦。為了維持生計,托洛茨基整天在工作室寫作。工作室不大,陳設也非常簡陋,桌上堆滿了書稿,還在桌上擺放著一張列寧的二寸照片。劉仁靜在土耳其住了大約一個月。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們會談時間,下午大多兩人一起到島上散步或者劃船。他們交談的內容,主要是國共合作問題和反對派的任務。托洛茨基主張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應該單獨干革命。其次,他們還討論一些國際問題。

臨別之前,托洛茨基送給劉仁靜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中國目前政治形勢和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任務》。在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總結了中國過去的革命并提出于今后的任務設想。后來,這篇文章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1929年8月16日,劉仁靜回到上海。惲代英找劉仁靜談話,不久,中共喉色《紅旗日報》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明確指出:限劉仁靜三天內在報紙上公開交代訪問托洛茨基一事。劉仁靜不從,甫久即被開除了黨籍。從此以后,劉仁靜,一個不合時宜的書呆子,退出了國共兩黨政治斗爭的旋渦。

劉仁靜的托派問題

如今,托洛茨基已是一個被淡忘的人物。每當人們提到前蘇聯國家領導人,地位僅次于列寧,后被斯大林排擠開的托洛茨基,就會想起以他為首的“托派”。在過去的大半個多世紀里,“托派”作為一個政治標簽,是“反動派”或“反革命”的代名詞。隨著國際共運史研究的深入,如今中國共產黨終于對托洛茨基已有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中央黨校的教材里已開始出現正面的文字敘事。

過去提到托洛茨基及“托派”,人們往往是談虎色變。這并不奇怪,因為早在1929年10月的《中央關于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積極地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面來攻擊黨,破壞黨”的定性,在毛澤東的文章《論持久戰》中,甚至有“漢奸托派”這樣的文字表述。

幾十年后的今天,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了他。人們知道蘇聯十月革命,卻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一手領導了十月革命;人們知道蘇聯紅軍,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蘇聯紅軍的締造者,并率領它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干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人們知道1924年的蘇聯新經濟政策,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經濟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們知道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國的地位原本僅次于列寧,他的肖像與列寧的肖像曾經并排懸掛;人們知道蘇聯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性,卻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間,托洛茨基就在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抬頭,防止希特勒上臺;人們知道新版《列寧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達150卷之巨,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藝術、教育等等幾乎一切領域。

就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中國大陸學界以為托洛茨基的“平反”要等至下個世紀才能解決的時候,1999年人民出版社的《毛澤東文集》第六、七、八卷出版。其中第六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均有對托洛茨基的重新注釋,對其作了正面的評價,肯定了他在蘇聯革命運動中的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托洛茨基及“托派”在中國的故事終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至此,中共終于對托洛茨基有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是,想要扭轉幾十年來根植于人們頭腦中被歪曲的觀念,恐怕比修改毛著中的注釋更艱難。這需要有擔當的史家秉直書寫,讓歷史中被遺忘,被扭曲的人物逐漸還原,這是當代史應該弄清楚的事情。

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的生平如何?坎坷一生,蹉跎半世

作為觀照,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背負一生的托派歷史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盡管他幾十年被籠罩在托洛茨基及“托派”二字的陰影之下。筆者三年前應邀到北京參加文化部舉辦京倫會議,曾當面請教過俄羅斯國家社會科學院的科洛琴娃教授,詢問托洛茨基在當代俄羅斯的歷史待遇,她坦言,“遠勝過斯大林。”誠如斯言,應為信史。如今官修的前蘇共和中共黨史里,托洛茨基已經不再是一個“敗走麥城”的負面人物,劉仁靜的人生故事中與托洛茨基的過往交集,師生之誼是兩國友好的見證,也將日益彰顯出精彩的華章。

劉仁靜的晚年歲月

1949年后,劉仁靜從上海來到北京。劉少奇曾親自找劉仁靜談話,希望他為新生政權做點事情。后來,劉仁靜被安排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同時給蘇聯專家當翻譯。女兒劉文瀾繼承父業,是英語翻譯家。1950年,劉仁靜還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土改工作結束后,為更好地發揮他的一技之長,調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他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署名劉若水。

1966年“文革”開始,劉仁靜受到運動沖擊,被抓捕關進秦城監獄。據說后來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發話說:“有些老托派,象劉仁靜,不要關了吧。”不久之后,劉仁靜從秦城監獄被放出,移送勞改農場多年。1976年“文革”結束,1978年劉仁靜被“平反”,這時他已是74歲的老人,歷盡人生滄桑,終于得以與家人團聚,安度晚年。

198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七一”前夕,新華社記者采訪了當時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并特發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說:“……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才如夢初醒,拋棄反動立場,站到人民方面來。從1951年到現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了十幾部重要的文獻資料和著作。”文章最后述及劉仁靜的感想:“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如今讀之聞之,一位讀書人的內心懺悔,是矣非矣,難以言說,仍然令人欷歔不已。相信多年以后,嚴謹的史家亦將會疏理其中曲直,給劉仁靜一生以一個客觀的評價。

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的生平如何?坎坷一生,蹉跎半世

史料記載,劉仁靜的專訪見報之后,許多黨史和史學研究者慕名前往,造訪者絡繹不絕,給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幾分樂趣。每當回首往事,如同恍若隔世。劉仁靜常常感到愧疚和遺憾,更多的是幸運。然而1987年8月5日,一場意想不到的車禍奪去了劉仁靜的生命,這位中共“一大”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歷程。劉仁靜逝世后,8月12日《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大報紙對此都作了報道。1987年8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消息:“國務院參事劉亦宇(原名劉仁靜)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終年85歲。劉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劉亦宇遺體告別儀式,今天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甫久,人民出版社和國務院參事室為劉仁靜舉行了追悼會,雖然沒有悼詞,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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