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是怎么一步一步成為黨中央副主席的?真相是什么
2019-06-17 08:12:29  來源:NET1640
FFC%D0%C2%BD%AE%2B%C9%B1%C8%CBFFC

投靠李立三,一躍調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

康生是怎么一步一步成為黨中央副主席的?真相是什么

在1928年6月至7月召開的黨的六大上,平庸的向忠發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黨的最高權力實際掌握在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手中。在 1930年的一次黨的會議上,當李立三被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書記何孟雄指責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時,康生卻針鋒相對地說,“李立三同志是正確的”,并拍著胸脯氣勢洶洶地威脅道:“誰反對李立三同志,誰就是反黨,李立三同志是我們的好領導,我堅決擁護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線。”李立三牢牢地記住了康生其人。不久,康生便被調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等職,成為中央官員,實現了康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跨越。

然而,當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在1930年9月召開的黨中央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上遭到嚴肅批評時,康生立即反戈一擊:“我早就看出李立三這一套,是‘左’傾冒險主義的東西;在領導作風上,他唯我獨尊,夜郎自大,誰的意見也聽不進去……”只此一舉,他不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來還意外地被任命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央職工部部長等職。

攀附王明,二躍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與李立三劃清界線后,康生仿佛一根寄生的藤蔓,很快又緊緊地纏上了具有共產國際背景的實力派人物——王明。

在李立三與王明之間的權力斗爭中,善于“保駕”的康生, 曾兩次重創王明,使王明先后受到警告和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如今時過境遷,康生不得不夾起尾巴,主動上門負荊請罪。

康生是怎么一步一步成為黨中央副主席的?真相是什么

后來,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康生也于 1933年6月溜到蘇聯,追隨王明做了副手,并從此改用康生其名。期間,他與王明形影不離、沆瀣一氣:一是通過頻頻給中國留蘇學生和國際上的一些兄弟黨作報告及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等手段,為突出美化王明和欺騙共產國際大造輿論;二是于1935年夏串聯留蘇學生給共產國際上書,聯名要求批準任命王明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三是為了捍衛王明宗派、清除異己分子,積極策劃在由留蘇學生組成的中共旅莫支部中的“鎮反肅托”運動,使許多被他和王明看不順眼的黨員干部被冠以“漢奸”和“托派”等莫須有的罪名,遭到審訊、監禁、勞改乃至含冤而死。康生甚至對已被解除了中央領導職務、正在蘇聯反省檢查的李立三也極盡落井下石之能事,除了百般刁難之外,還向蘇聯肅反機關誣告李立三是托派,想借刀殺人,只是由于周恩來的多次交涉,蹲了兩年牢的李立三才被救回國內。由此,康生也得以借王明的極力推薦而再上新高,于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被缺席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康生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等職。在黨中央駐地延安這個高層領導人云集的地方,康生給自己定下了一個因人制宜的為人準則:對待手握大權的鐵腕人物,要學會號脈,要摸準他的脈,對癥下藥,投其所好;對待同級,要和藹可親,熱情友好;對待下級,要平易近人,禮賢下士,左右逢源,八面玲瓏。在積極支持王明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張的同時,眼見得王明漸漸陷入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境地,康生便又開始琢磨著更換門庭的問題,轉而將目光盯上了毛澤東。

在1938年9月至11月相繼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黨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先后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明確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批判了王明的錯誤路線,撤銷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職務。因形勢所迫,康生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有關王明的內幕情況,搖身一變而成為揭發、批判王明的急先鋒,甚至在任何公開場合下都刻意把自己裝扮成反對王明錯誤路線的積極分子。因此,他又騙取了信任,被委任為中央社會部部長等職。

“保護”江青過關,三躍升任黨中央副主席

康生是怎么一步一步成為黨中央副主席的?真相是什么

下定了踹開王明的決心后,康生就千方百計地積極向毛澤東靠攏,一方面采取不斷地向毛澤東報告王明的思想、言論動向以及賣力地反擊王明和表明堅決擁護毛澤東的鮮明態度等手段,來爭取毛澤東的青睞;另一方面,他又采取迂回戰術,極力促成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以此做長線投資。

1938年冬,在上海領導地下工作的劉曉、王世英等,曾來電報告江青有叛黨變節等歷史問題,建議認真審查。但這封電報卻被康生扣下來秘而不宣。1942年延安整風時,黨內干部均要人人過關,江青也不例外。在一次審查會上,當江青談完了她在上海的那段經歷后,有人就嚴肅地提問道:“你被捕過沒有?”康生見江青有些心虛,就一把將問題攬了過去:“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這段歷史情況,組織上了解過。我清楚這個情況,沒有問題。江青在白區工作表現得很好,如果是江青同志思想不進步,能放棄上海這個花花世界的大城市生活,來到延安吃帶沙子的小米嗎?”審查小組的其他人面面相覷,只得草草收場。江青輕松地度過了“整風”關。

建國前夕,當聽說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即將從蘇聯回國時,江青方寸大亂,便急忙習慣性地來到康生辦公室求教。康生雖然也覺得此事比較棘手,但還是勸慰道:“你怕什么,木已成舟了,賀子珍還能把你擠走嗎?”“這我也知道,”江青這才稍冷靜了一些,但仍不無憂慮,“可是,她將來要是也到北京,我心里就別扭。”“這好辦,咱們可盡一切力量,不讓她同毛主席在一個城市里。”于是,康生如此這般一番面授機宜,終于使江青喜上眉梢。

這天,江青突然當著毛澤東的面捶胸頓足、大哭大鬧。不一會兒,她忽然又轉為狂笑不止,看起來簡直就像是精神病人似的。康生恰于此時走了進來,望著江青頗為同情地說:“主席,這件事對江青同志精神上刺激很大,她對主席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略微停頓了一下,他又望著毛澤東:“賀子珍同志確實神經上有毛病。蘇聯把她放在瘋人院里,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有不少例子說明,一個瘋子,在國家的主宰人身邊,這是不祥之兆,國家是不會平安的。”就這樣,在康生的一手導演下,賀子珍回國后連北京都沒讓進,從此便永遠地離開了毛澤東。也因此,江青對康生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兼.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為毛澤東的副手,但實際上卻是整風運動的全權具體操作者。在“懷疑一切”的思想指導下,他擅自移花接木、篡改宗旨,將其轉變為以審干肅特為內容的“搶救失足者”運動,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錯案,加之以往他在延安的“肅反”工作中大搞逼供信,影響不好,積怨甚多,因而于1944年受到中央領導的批評,并致使在1945年4月至6月召開的黨的七大上,很多代表都不愿意投他的票。經毛澤東做說服工作后,康生雖然被免去了中央社會部和中央情報部部長之職,但仍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1962年,當根據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創作的劇本《海瑞罷官》改編而成的同名京劇正在熱演時,康生和江青便“英雄”所見略同,都看出了其中的“問題”和利用價值,只是適值我國經濟困難,康生認為火候未到,于是就壓抑、等待了三年。直至1965年年初的一天,康生徑直來到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向毛澤東誣稱:“《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鳴冤叫屈,為彭德懷翻案哩!”事后,康生和江青通過對毛澤東聽了“匯報”后的表情的分析,認為已得到毛澤東的默許,倆人便謀劃由江青出面到上海去找“筆桿子”寫批判文章,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由此出籠,一下子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引信”。而于1966年5月和8月先后被重用提升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康生,則赤膊上陣,與江青遙相呼應,并暗中靠上林彪,大肆鼓動全國造**派奪權,組織圍攻朱德和陳毅等老帥,羅織“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伙同林彪、陳伯達炮制“天才論”語錄,幫助江青策劃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恩來等等,使劉少奇、張聞天、彭真等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蒙冤負屈,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借著排斥、打擊異己分子及全國混亂的局面,他又連上新臺階,繼在黨的九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最終在黨的十大爬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黨中央副主席的高位,達到其政治生涯的頂峰。

康生在病入膏肓、氣息奄奄之際,依然困獸猶斗,在毛澤東面前告了鄧小平一狀。同時,當他對成不了氣候的江青大失所望的時刻,便又反水了,假借別人之手,向黨中央檢舉江青等人的歷史問題,為金蟬脫殼、保全自身而找了個墊背的。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蘇ICP備11068826號 | 違法信息舉報 | 聯系我們
体育彩票销售点申请书